过去一年，湖北中青年考古工作者持续加强长江文明溯源研究，深入探寻楚地人类社会的点滴遗存。在近日揭晓的2024年“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中，荆州楚纪南故城、荆州龙凤庄遗址、襄阳菜越墓地等“上榜”，诸多新发现又将人们的视野带回到荆襄古道上南来北往、风卷白沙的盛景。

  “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屈原笔下关于楚国宫殿美轮美奂的描述常常令人遐想万千。楚人筑高台、着奇服，自由浪漫。楚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遗址——荆州楚纪南故城的宫殿究竟有多大、如何布局？这些问题时常萦绕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闻磊的心头。

  夜晚的荆州古城。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扎根楚纪南故城12年，闻磊在前辈们丰硕考古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进一步厘清城内布局和功能分区，探寻东周时期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

  行走在楚纪南故城宫城区最新发现的“环形界沟”，呈南北向长方形的水沟清晰可辨。长方形围合面积约27万平方米，每侧各有两处缺口与宫门相对。

  闻磊介绍，宫城区分隔为宫殿区和护卫区，位于宫殿区东南部的一群三组台基呈“品”字形分布，南北向排列，通过连廊两两相通，推断这一群台基的性质或为朝堂，是楚王召见大臣处理政务的地方。同时，东北群是寝宫，东南群是朝堂，符合《考工记·匠人》所载“前朝后寝”的总格局。

  “这种带有环形界沟的宫城布局一方面体现了南方‘水城’的因素，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楚人对周礼的改革与创新。”闻磊说，新的发现有利于在更宏观的视野上去考察楚都、楚城的布局结构和相关信息。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真实写照，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长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高崇文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向四周扩张，楚文化不断影响着长江中游及淮河流域。

  在楚纪南故城以南约7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荆州古城东南角的龙凤庄遗址，揭露自唐代以来的7个文化层。唐代的青釉瓷，宋代的茶具、酒器、文房用品，明代的青花瓷……都在这里逐层出现。遗址同时揭露一条长约230米的宋代道路L3，完整处宽5.8米。经对道路边缘局部解剖发掘，明确L3始建于北宋并沿用至明代，推测宋代荆州城东存在“城市主干道”。

  荆州龙凤庄遗址宋代道路L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一系列新发现为荆州5000年文明悠远写下了生动的注脚。龙凤庄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荆州博物馆馆长杨开勇说，此次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出土遗物数量众多、特征明显、价值重大，体现了唐宋时期荆州城商品经济和物流交通的发达，彰显了荆州作为长江中游地区商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历史地位。

  从南方重镇荆州北上，直抵汉江中游襄阳，遥想荆襄古道沟通南北道路的重要枢纽地位。循着史料，考古工作者在此探寻楚、秦、汉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记。同时获评“湖北六大考古新发现”的襄阳宜城王家岗北墓地，出土器物既有鬲、盂、壶等楚地遗物，也有蒜头壶、鍪等秦风器物，还见仓、灶、井等汉墓组合。

  襄阳菜越墓地出土铜器组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来到去年开放的襄阳市博物馆新馆，“镇馆之宝”三国青铜马赫然矗立。与2008年发现这座青铜马的菜越三国一号墓仅一路之隔的区域内，去年再次发掘清理3座三国时期大型砖室墓，专家推测应属同一家族墓地。

  该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高顺利称，出土文物中罕见的象鼻流提梁铜壶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罗地区，多见于广西南部沿海一带以及越南北部地区，表明这一时期荆州地区经济繁荣，向南获取资源的能力增强。

  “襄阳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同风格的器物交织在同一区域，折射了朝代变迁与文化交流、共融，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纳百川的历史进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说。

  以多元为特征，以发展为主线，一把手铲释古今。后人得以知晓，那些已经尘封的事件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发生、围聚、相协，最终汇流成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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